【觀點】限制職業打假人，整站優化分享這或許是一種政策倒退

近日，不少電商媒體紛紛報了道一則關于最高法有意逐步限制職業打假人牟利的新聞。據悉，在今年5月1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發給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辦公廳的答復意見中，最高院首次表態：可以考慮在除購買食品、藥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職業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為。

這可能是職業打假人自20多年以來將要遇到的最大挫折。一旦開始實施，這個灰色行業將遭遇滅頂之災。但另一廂消息甫出便有人歡欣雀躍，一些電商媒體紛紛叫好，認為天下電商賣家可謂是苦秦久矣。此番將要限制職業打假人，相當于為近年來受害最多的電商賣家除去一害。

那么，職業打假人真的已經成為社會和市場經濟的一害？限制職業打假人，會不會對市場經濟和消費者造成不利的影響呢？這個問題非常值得展開討論。

職業打假人不是碰瓷者而是賞金獵人

不可否認，就個體而言，不少廠商企業吃了打假人的虧，特別是容易被獲取證據的電商賣家。作為曾經多年的電商從業者，本人也曾碰到過類似情況，后文將說到。

但必須指出的是，職業打假人的涌現，反映了當前企業在經營上存在著普遍不合規的現象，無論是嚴重到故意銷售假冒偽劣商品，還是小到標價和廣告用詞不規范的疏忽行為。從整體而言，職業打假人的出現，對于我們的市場經濟有著不少積極的方面：

1、私下了結有利于降低社會管理成本

打假人獲得利益的方式有兩種：一是走法律途徑索賠；二與廠商企業達成私下和解。從新聞報道來看，后者的比例要高于前者，不少廠商企業也正是對于被迫交納和解補償金而對打假人懷恨在心。像王海現在號稱非要30萬以上的案例不做的是極少數，大多數打假人還是以個人為主。

這就是說在打假人的案例中，小額索賠的居多。小額的維權索賠，如果走相關流程，對于消費者（包括打假人）和企業來說，都費時費力。因此，與輕微交通事故當事人自行協商一樣，這種私下了結的方式既節約了雙方的時間成本，在某種意義上也降低了社會管理成本。

2、彌補了相關部門日常監督覆蓋面的不足

無論打假人的動機如何，我們都不可否認相關企業在經營確實存在缺陷和不足，侵犯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在當下，中國市場經濟發展迅速，而相關部門的規模和監管方式尚難以跟上發展的步伐，甚至可以用嚴重滯后來描述。也就是說，以相關部門現有的能力，其監管的覆蓋面其實非常有限。要不然，我們作為消費者也就不會抱怨良多了。因為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律法規賦予了消費者索賠的權利，受利益驅動，打假人群體主動在市場大規模搜尋假貨和欺詐等不法現象。因此，職業打假人的出現，不但緩解了相關部門的工作壓力，還有效地擴大了市場監督的覆蓋面。

3、客觀上起到了督促企業、凈化市場的作用

講一個親歷的故事，幾年前大名鼎鼎的王海團隊盯上了所在公司運營的某500強品牌官方旗艦店。理由是“虛假宣傳”，實際是由于當時運營團隊一時疏忽，沒有能及時修改逾期的活動頁面（時間有點久遠故記憶不是準確，大體如此）。

最后事件的處理結果因高層保密不得而知，但最明顯的一個變化是：公司特意就此發出內部整改通知，從制度層面杜絕了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也就是說，盡管付出一些代價，甚至代價不低，但打假人也在客觀上促進了企業運營能力的提升。

同理，對于消費者來說，職業打假人的存在更是有利無害。他們享受到因打假人打假而帶來的市場環境趨好，而無需承擔相關成本和風險，這一點已經被各界所承認。即使是最高法的回復中，也首先承認了打假人存在的積極因素，在此略過，不展開說明。

基于以上因素來判斷，職業打假人的積極作用遠大于其帶來的消極面。與其將職業打假人稱為市場經濟的碰瓷人（其實說打假人碰瓷本身就有問題，因為被碰瓷的人往往沒有過錯，而被打假的廠商企業都存在違法之處），反而不如稱之為監管部門的賞金獵人。

限制打假人條款將造成嚴重的間接影響

限制打假人條款作為政府（包括立法機關在內的大政府概念）的市場管理政策，從經濟學角度來說，就是對市場行為的一項激勵措施。它不僅會對打假人的行為造成直接影響，同時也會對廠商企業和消費者帶來一些間接影響。前者的可預見性比較高，而后者的可預見性較低，但影響卻更大得多，更值得重視。

1、風險和成本降低，“激勵”企業非法經營

限制職業打假人的政策倘若正式實施，顯然將來打假人想通過打假獲得利益的路子被堵，切斷一條所謂的灰色利益鏈。但因此卻帶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間接后果：企業非法經營面臨的風險和成本大大降低。由于打假人被限制，以后企業出現經營違法，除非是消費者舉報或相關部門抽檢，才可能被發現和處理。

而事實上，目前的投訴流程繁瑣和處理效率低下，消費者維權成本居高不下，因此遇到權益受損時，多數人選擇沉默。這從一些數據統計中也能看出來，據派代網的消息，去年杭州共收到消費投訴88816件，同比增長101.23%。其中，網購投訴大幅飆升，同比增長120.34%，投訴主體疑似職業打假人占比高達90%。也就是說絕大多數的普通消費者限于成本考慮，并沒有積極維權。

在另一方面，監管部門盡管看起來越來越重視消費者權益保護，加大了監管力度，但實際上相關部門的監管效率本身就很低。日常抽查和重點檢查的頻度和力度，都遠遠跟不上市場經濟發展的速度。否則，各種產品質量事件、商業欺詐問題也就不會頻頻發生，媒體在消費指導時也就不會忠告消費者要自己處處留個心眼了。

在限制住了專業難纏的打假人之后，未來非法經營面臨的風險和成本出現大幅下降，將會 “激勵”廠商企業不重視改善出現的問題，忽視本身應盡的責任和義務。甚至在利益的誘惑面前，原本善良的企業還可能變壞，通過出售不合格商品和加大欺詐商業手段獲取不當利益。

2、打擊積極性，不利于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

工商總局在去年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征求意見稿)中，擬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適用對象進行了界定：消費者為生活消費需要而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其權益受本條例保護，但是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以營利為目的而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行為不適用本條例。

那么問題來了，如何來鑒定一個商品或服務的維權者是“正常的消費者”還是所謂的職業打假人？屆時，到底以購買次數算還是以購買數量來區別他們呢，或者是工商系統內部設立一個打假人的黑名單呢？

這是一個難題，因為為生活消費需要的購買動機是非常主觀的因素，難以量化。退一步說，即便是王海，他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場合也有不同的身份，有時則是所謂“職業打假人”，有時是純粹的消費者。但是，我們顯然不能因為他是“職業打假人”就剝奪他合法的消費者權益，這與國家保護全體公民權益的立法精神相違背。

由于限制打假人條款的存在，還可能常常誤傷消費者，甚至被人利用。比如在實際的糾紛中，廠商企業可能會借用此條款故意混淆消費者的身份，與監管部門內的一小撮不法分子勾結，達到逃脫企業責任和經濟處罰的目的。在當前地方保護主義盛行、少數公務員責任心不強的情況下，這完全是有可能的，甚至可以預言這個概率還不會太低。

這樣的結果，只會進一步打擊消費者維權的積極性，反而不利于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與消費者權益保護的宗旨背道而弛。

切記：保護消費者權益才是至上利益

在這條由電商媒體派代網率先爆出的新聞中，對于職業打假人的負面是這么描述的：

但現在職業打假人產生的負面影響也日益凸顯。主要現在知假買假行為有形成商業化的趨勢，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職業打假人、打假公司（集團），其動機并非為了凈化市場，而是利用懲罰性賠償為自身牟利或借機對商家進行敲詐勒索。

這里邊有兩個最重要的關鍵詞，那就是知假買假和牟利。正是這兩個關鍵詞，讓職業打假人走上了現在的風口浪尖。

我們知道，不知假而賣假，這已經是現行法律所不允許的，而知假賣假更是嚴重違法的行為。既然現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賦予了3倍求償的權利，那么無論是誰知假買假然后去向違法廠商去索賠，這在法理上有何不對嗎？因為產品質量和誠信服務的企業，本來就應該能經得起打假人的考驗，那些被打假人盯上的企業肯定存在違法之處，應當積極反思并及時改進才對。

而關于牟利，在市場經濟中并非見不得人的事。早在兩百多年前，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解釋得最清楚不過了，他說：“每個人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促進了多少公共利益，他只盤算自己的安全、利益。……但借由追求自身的利益，他頻繁地促進了社會利益，比他認真設想促進社會利益還有效。”即一個人牟利并無過錯，只要他不違法地追求私利，往往還會成為促進社會公共利益的因素，打假人也不例外。

事實上，職業打假人的存在，只是現階段市場經濟不成熟和無序的過渡產物。在歐美日本等市場經濟發展成熟的國家，并沒有打假人這個奇怪的職業。因為它們的市場井然有序，假貨和商業欺詐行為無法生存，自然沒有打假人牟利的空間。也就是說，實際監管部門無需過多關注職業打假人，隨著環境好轉、市場凈化，職業打假人就會自然消失。

因此，最高法與工商總局的表態和做法值得商榷，甚至可以說是不可取的，它有違保護消費者權益的根本。監管部門作為消費者權益的守夜人，現階段不但不要去限制職業打假人（超出法律范疇的敲詐勒索例外），反而應該簡化相關流程、提高工作時效、實現流程公開透明，加大監管執行力度，努力降低消費者維權的成本和風險。這樣才是真正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企業之間良性競爭的正確打開方式。